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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百道網·俞曉群專欄】真正需要讀的“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”,是可以讀完的。我們只需要找到密碼,確認這些書是什么就可以了。
前文《書單與書目》,談到金克木先生文章《書讀完了》,其中有夏曾佑與陳寅恪的一段對話。他們談到,真正需要讀的“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”,是可以讀完的。金先生稱贊他們說得對,我們只需要找到密碼,確認這些書是什么就可以了。
我對金先生的觀點頗為贊賞。但近日讀曾國藩著作,卻發現曾氏在《與何廉昉書》中,說過一段非常類同的話:“承詢及欲購書目,鄙人嘗已謂四部之書,浩入淵海,而其中自為之書,有原之水,不過數十部耳。經則《十三經》而已,史則《廿四史》暨《通鑒》而已,子則五子暨《管》《晏》《韓非》《淮南》《呂覽》等十余種而已,集則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之外,唐宋以來廿余家而已。此外入子、集部之書,皆贗作也,皆剿襲也;入經、史之書,皆類書也。”你看,曾國藩早已把這件事情說得清清楚楚,并且給出了“密碼”,算是英雄所見略同吧!
回到本文主題。近日思考讀書與看書的差異,見到近世以來,許多學問家討論此事,時常會提到曾國藩的閱讀觀點,對其贊賞有加,使人印象深刻。
一位是錢基博先生,錢鍾書的父親。他在《國學必讀》序言中,談到古今誦、讀、看的意義與變化,所謂:“古人之謂誦,今人曰讀;古人之謂讀,今人曰看。”他指出,就閱讀而言,看與讀應該并重,它們恰如人的兩條腿,缺一不可,正所謂“誦者玩其文辭之美,讀者索其義蘊之奧。”錢先生還批評近人著書“只言讀本而無看本”云云。那么,哪些書應該看,哪些書應該讀呢?此時,錢先生以曾國藩寫給兒子紀澤的信為例,指出:看的書有《史記》《漢書》韓文《近思錄》《周易折中》;讀的書有《四書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左傳》諸經,還有《昭明文選》、李、杜、韓、蘇之詩,韓、歐、曾、王之文,“非高聲朗誦,則不得其雄偉之概;非密詠恬吟,則不能得其深遠之韻。二者不可偏廢。”
另一位是陳柱先生,他在《研究國學之門徑》中談閱讀方式,也引入曾國藩《與鄧寅階書》中觀點,強調讀書與看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,既不可闕,也不可混。所謂“看者涉獵,宜多,宜速;讀者諷詠,宜熟,宜專。看者日知其所無,讀者月無忘其所能。看者如商賈趨利,聞風即往,但求其多;讀者如富人積錢,日夜摩挲,但求其久。看者如攻城拓地,讀者如守土防隘。”
從錢陳二位先生的言辭中,我們可以知道看書與讀書的原理,也會為曾國藩的種種妙論所感動。其實曾氏還有很多觀點值得銘記,如他在《家書》中談到“為學四字”:看生書宜求速,不多閱則太陋;溫舊書宜求熟,不背誦則易忘;習字宜有恒,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,山之無本;作文宜苦思,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,馬之跛不能行。四字之中,也有溫舊書即“背誦”一項。再如曾國藩在《家訓》中談到寫詩的方法,他提出,首先要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。“先之以高聲朗誦,以昌其氣;繼之以密詠恬吟,以玩其味。”正如古人所云:“新詩改罷自長吟。”又云:“煅詩未就且長吟。”接著曾氏給出一段驚人之句:“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,亦純在聲調上下功夫。蓋有字句之時,人籟也;無字句之時,天籟也。”
其實曾國藩等人的觀念,前有古人,后有來者,經年不絕于讀書界。比如胡適在《怎樣讀書》中講到閱讀的精與博,他提出讀書要有“四到”: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、手到。對于口到,他說:“古人所謂口到,是把一篇文章能爛熟地背出來。現在雖沒人提倡背書,但我們如果遇到詩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,總要背下來,它至少能使我們在作文的時候,得到一些好的影響。”
說到誦讀之背誦,大多與苦讀與強記有關。這里面有兩個負面的觀念,需要梳理清楚。
一是說古人讀書,有“諸葛公但觀大略,陶靖節不求甚解”之說。諸葛公一句,見于《三國志》:諸葛亮與石廣元、徐直元、孟公威一起游學,“三人務於精熟,而亮獨觀其大略。”陶靖節一句,見于陶潛《五柳先生傳》:“好讀書,不求甚解;每有會意,便欣然忘食。”認為讀書也有另外的路徑,即不必深究苦讀,也能成就大事。對此,清代馮煦《蒿盦類稿》中說,要想做到這一點的人,首先要有諸葛之才識、靖節之懷抱,不然靠什么去觀大略、知甚解呢?其次還需要審視先賢放言的本意,不可支離穿鑿,斷章取義。
二是說古人讀書,有“孔子過目能誦,東坡不用兩遍”之說,認為那樣的天賦是不可追的。對此,清代鄭板橋反問,那“孔子讀《易》至韋編三絕”怎么解釋呢?還有蘇東坡在翰林院時,讀《阿房宮賦》至四鼓,“老吏苦之,坡灑然不倦”怎么解釋呢?其實蘇軾有詩句曰:“故書不厭百回讀,熟讀深思子自知。”蘇轍《欒城先生遺言》有記:“讀書百遍,經義自見”,也被奉為千古名言。關于過目能誦,鄭板橋承認有天賦之說,但那些人“平生書不再讀,迄無佳文,且過則成誦,又有無所不誦之陋。”不失譏諷之意。
溫習前人論閱讀的故事,進而想到自古讀書,誦讀與背誦傳統的形成,究其淵源,大約有兩個原因在起作用。
其一如班固《漢書·儒林傳》所言:“及至秦始皇兼天下,燔《詩》《書》,殺術士,六學從此缺矣。”因此漢興之后,許多典籍失傳,只能從民間征收私藏,或請飽學之士將經書背誦出來。即“漢興,言《易》自淄川田生;言《書》自濟南伏生;言《詩》,于魯則申培公,于齊則轅固生,燕則韓太傅;言《禮》,則魯高堂生;言《春秋》,于齊則胡毋生,于趙則董仲舒。”朱熹《朱子語類》也有記:“漢時諸儒以書相授者,只是暗誦,所以記得牢,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。如《孟子》所引《詩》《書》亦多錯,以其無本,但記得耳。”
其二如清代尤侗《讀書社引》所言,古人讀書有三難,一是竹簡煩重,雖充棟汗牛,實不過數種;二是寫本不能傭人,嘗手抄日誦,有不出房六年日課五十紙者;三是秦之蘭臺,漢之天祿,唐之集賢,書集京師,士庶家不獲全睹。在那樣的閱讀境況下,背誦的作用就更顯得重要了。此中蘭臺、天祿、集賢均皇家藏書之所,但秦藏書之所,未見蘭臺之說,有見《史記》:“秦撥去古文,焚滅《詩》《書》,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。”
讀到上述背景,今人或以為時代進步,閱讀條件大大改進,我們的學識自會直追古人。其實不然,境況的變化未必都是好事,它也會使一些錯誤的觀念滋生出來,比如對于書的尊重,對于閱讀的尊重,也會出現下滑的傾向,甚至造成今人讀書,往往不如古人嚴肅、認真。為此,清代尤侗也有三點總結:一是古人以得書難,校讎精詳,無亥豕陶陰之誤;今人得書易,誰能校書如掃塵者?二是古人得書難,甚至有杜預以借書為癡,杜暹以鬻書為罪的故事;今人得書易,狼藉幾案,多為蠹魚石鼠所毀,梅雨寒具所污,犯二杜之戒者比比皆是。三是古人得書難,因此晝夜披吟,若護雞抱犬,投斧握錐;今人得書易,往往束之高閣,肩輿一游而已。
此中杜預故事,見于晉代杜預寫給兒子的一封信中有記:“書勿借人。古人云:古諺借書一嗤,還書二嗤。”后有“借書一癡”之說,據言錢鍾書還有一枚藏書章叫“借書一癡齋”。杜暹故事:見于唐代杜暹家中藏書,書末自跋云:“清俸買來手自校,子孫讀之知圣道,鬻及借人為不孝。”不孝就是罪過了。
(本文編輯:安寧)來源:百道網·俞曉群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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