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百道網·俞曉群專欄】真正需要讀的“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”，是可以讀完的。我們只需要找到密碼，確認這些書是什么就可以了。

前文《書單與書目》，談到金克木先生文章《書讀完了》，其中有夏曾佑與陳寅恪的一段對話。他們談到，真正需要讀的“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”，是可以讀完的。金先生稱贊他們說得對，我們只需要找到密碼，確認這些書是什么就可以了。

我對金先生的觀點頗為贊賞。但近日讀曾國藩著作，卻發現曾氏在《與何廉昉書》中，說過一段非常類同的話：“承詢及欲購書目，鄙人嘗已謂四部之書，浩入淵海，而其中自為之書，有原之水，不過數十部耳。經則《十三經》而已，史則《廿四史》暨《通鑒》而已，子則五子暨《管》《晏》《韓非》《淮南》《呂覽》等十余種而已，集則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之外，唐宋以來廿余家而已。此外入子、集部之書，皆贗作也，皆剿襲也；入經、史之書，皆類書也。”你看，曾國藩早已把這件事情說得清清楚楚，并且給出了“密碼”，算是英雄所見略同吧！

回到本文主題。近日思考讀書與看書的差異，見到近世以來，許多學問家討論此事，時常會提到曾國藩的閱讀觀點，對其贊賞有加，使人印象深刻。

一位是錢基博先生，錢鍾書的父親。他在《國學必讀》序言中，談到古今誦、讀、看的意義與變化，所謂：“古人之謂誦，今人曰讀；古人之謂讀，今人曰看。”他指出，就閱讀而言，看與讀應該并重，它們恰如人的兩條腿，缺一不可，正所謂“誦者玩其文辭之美，讀者索其義蘊之奧。”錢先生還批評近人著書“只言讀本而無看本”云云。那么，哪些書應該看，哪些書應該讀呢？此時，錢先生以曾國藩寫給兒子紀澤的信為例，指出：看的書有《史記》《漢書》韓文《近思錄》《周易折中》；讀的書有《四書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左傳》諸經，還有《昭明文選》、李、杜、韓、蘇之詩，韓、歐、曾、王之文，“非高聲朗誦，則不得其雄偉之概；非密詠恬吟，則不能得其深遠之韻。二者不可偏廢。”

另一位是陳柱先生，他在《研究國學之門徑》中談閱讀方式，也引入曾國藩《與鄧寅階書》中觀點，強調讀書與看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，既不可闕，也不可混。所謂“看者涉獵，宜多，宜速；讀者諷詠，宜熟，宜專。看者日知其所無，讀者月無忘其所能。看者如商賈趨利，聞風即往，但求其多；讀者如富人積錢，日夜摩挲，但求其久。看者如攻城拓地，讀者如守土防隘。”

從錢陳二位先生的言辭中，我們可以知道看書與讀書的原理，也會為曾國藩的種種妙論所感動。其實曾氏還有很多觀點值得銘記，如他在《家書》中談到“為學四字”：看生書宜求速，不多閱則太陋；溫舊書宜求熟，不背誦則易忘；習字宜有恒，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，山之無本；作文宜苦思，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，馬之跛不能行。四字之中，也有溫舊書即“背誦”一項。再如曾國藩在《家訓》中談到寫詩的方法，他提出，首先要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。“先之以高聲朗誦，以昌其氣；繼之以密詠恬吟，以玩其味。”正如古人所云：“新詩改罷自長吟。”又云：“煅詩未就且長吟。”接著曾氏給出一段驚人之句：“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，亦純在聲調上下功夫。蓋有字句之時，人籟也；無字句之時，天籟也。”

其實曾國藩等人的觀念，前有古人，后有來者，經年不絕于讀書界。比如胡適在《怎樣讀書》中講到閱讀的精與博，他提出讀書要有“四到”：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、手到。對于口到，他說：“古人所謂口到，是把一篇文章能爛熟地背出來。現在雖沒人提倡背書，但我們如果遇到詩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，總要背下來，它至少能使我們在作文的時候，得到一些好的影響。”

說到誦讀之背誦，大多與苦讀與強記有關。這里面有兩個負面的觀念，需要梳理清楚。

一是說古人讀書，有“諸葛公但觀大略，陶靖節不求甚解”之說。諸葛公一句，見于《三國志》：諸葛亮與石廣元、徐直元、孟公威一起游學，“三人務於精熟，而亮獨觀其大略。”陶靖節一句，見于陶潛《五柳先生傳》：“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；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認為讀書也有另外的路徑，即不必深究苦讀，也能成就大事。對此，清代馮煦《蒿盦類稿》中說，要想做到這一點的人，首先要有諸葛之才識、靖節之懷抱，不然靠什么去觀大略、知甚解呢？其次還需要審視先賢放言的本意，不可支離穿鑿，斷章取義。

二是說古人讀書，有“孔子過目能誦，東坡不用兩遍”之說，認為那樣的天賦是不可追的。對此，清代鄭板橋反問，那“孔子讀《易》至韋編三絕”怎么解釋呢？還有蘇東坡在翰林院時，讀《阿房宮賦》至四鼓，“老吏苦之，坡灑然不倦”怎么解釋呢？其實蘇軾有詩句曰：“故書不厭百回讀，熟讀深思子自知。”蘇轍《欒城先生遺言》有記：“讀書百遍，經義自見”，也被奉為千古名言。關于過目能誦，鄭板橋承認有天賦之說，但那些人“平生書不再讀，迄無佳文，且過則成誦，又有無所不誦之陋。”不失譏諷之意。

溫習前人論閱讀的故事，進而想到自古讀書，誦讀與背誦傳統的形成，究其淵源，大約有兩個原因在起作用。

其一如班固《漢書·儒林傳》所言：“及至秦始皇兼天下，燔《詩》《書》，殺術士，六學從此缺矣。”因此漢興之后，許多典籍失傳，只能從民間征收私藏，或請飽學之士將經書背誦出來。即“漢興，言《易》自淄川田生；言《書》自濟南伏生；言《詩》，于魯則申培公，于齊則轅固生，燕則韓太傅；言《禮》，則魯高堂生；言《春秋》，于齊則胡毋生，于趙則董仲舒。”朱熹《朱子語類》也有記：“漢時諸儒以書相授者，只是暗誦，所以記得牢，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。如《孟子》所引《詩》《書》亦多錯，以其無本，但記得耳。”

其二如清代尤侗《讀書社引》所言，古人讀書有三難，一是竹簡煩重，雖充棟汗牛，實不過數種；二是寫本不能傭人，嘗手抄日誦，有不出房六年日課五十紙者；三是秦之蘭臺，漢之天祿，唐之集賢，書集京師，士庶家不獲全睹。在那樣的閱讀境況下，背誦的作用就更顯得重要了。此中蘭臺、天祿、集賢均皇家藏書之所，但秦藏書之所，未見蘭臺之說，有見《史記》：“秦撥去古文，焚滅《詩》《書》，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。”

讀到上述背景，今人或以為時代進步，閱讀條件大大改進，我們的學識自會直追古人。其實不然，境況的變化未必都是好事，它也會使一些錯誤的觀念滋生出來，比如對于書的尊重，對于閱讀的尊重，也會出現下滑的傾向，甚至造成今人讀書，往往不如古人嚴肅、認真。為此，清代尤侗也有三點總結：一是古人以得書難，校讎精詳，無亥豕陶陰之誤；今人得書易，誰能校書如掃塵者？二是古人得書難，甚至有杜預以借書為癡，杜暹以鬻書為罪的故事；今人得書易，狼藉幾案，多為蠹魚石鼠所毀，梅雨寒具所污，犯二杜之戒者比比皆是。三是古人得書難，因此晝夜披吟，若護雞抱犬，投斧握錐；今人得書易，往往束之高閣，肩輿一游而已。

此中杜預故事，見于晉代杜預寫給兒子的一封信中有記：“書勿借人。古人云：古諺借書一嗤，還書二嗤。”后有“借書一癡”之說，據言錢鍾書還有一枚藏書章叫“借書一癡齋”。杜暹故事：見于唐代杜暹家中藏書，書末自跋云：“清俸買來手自校，子孫讀之知圣道，鬻及借人為不孝。”不孝就是罪過了。